“我现在满脑子里都还是之前做课题时候的数据”，对于采访中一两次的出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有些歉意的解释。
他所说的课题是指刚刚完成的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他认为，被官方统计遗漏掉的这5.4万亿元灰色收入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他很担忧社会上和一些政府官员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简单的涨工资，“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主要还是只能惠及‘体制内’，可能会拉大而不是减小收入差距。”
“目前的改革既需要有政治决心，也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改革机构来推进”，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改革难获实质推动。
官方数据存在巨大遗漏
《21世纪》：据你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这是什么原因？你所说的灰色收入是怎样产生的？
王小鲁：统计局采用的是规范的统计学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被调查者拒绝调查或是提供不真实的信息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对高收入阶层而言，很难获得真实的收入数据。
当然，这不单纯是个统计遗漏问题。之所以称为灰色收入，就是因为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不透明、不公开、来源不清楚。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说明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和漏洞，导致围绕权力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和寻租行为。在公共资金、资源和土地的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大量问题，导致公共资源的漏失和不合理配置。在自然资源收益和垄断性收入的分配制度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以及垄断性行业内部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补上体制漏洞才能消除灰色收入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按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65倍，你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改革三十年中，城乡、地区、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总的看来是在扩大，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来自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为了保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上个世纪在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务这些方面进行了很多制度变革，建立起了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制度。
但这些制度我们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建立健全过程中。调查发现，社会保障更多覆盖的是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者，低收入者的覆盖程度仍然较低，而且实际享受到的保障程度也更低。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服务差异很大，存在机会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与制度有关，跟腐败和灰色收入有关，导致少数人通过非正常途径暴富，侵占社会资源。而之所以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和灰色收入，是因为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存在弊端和漏洞，存在不健全之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补上这个体制窟窿，才能解决因为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的涨工资
《21世纪》：你认为如何才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王小鲁：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防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集体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简单的涨工资。
《21世纪》：有学者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民众疑虑的是实惠能落到哪些人身上。数据显示2003-2007年五年之内体制内的人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但是体制外的收入没有改变。
王小鲁：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那最后落实到谁身上？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公务员涨工资、国企单位涨工资。如果凡是真正靠市场调节的部分动不了，去动那些靠行政权力能改变的那些人的工资，结果是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如果真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涨工资，取代市场调节，很可能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影响就业。这些是我特别担心的地方。
改革需要升级版体改委
《21世纪》：对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你有哪些建议？
王小鲁：首先要清楚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同时清楚界定其财政来源。对于地方政府履行正常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钱，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预算，这就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之间可能要有相当规模的重新分配。但相应地，各级政府的财权应该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保证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实行阳光财政，但现在这些做得很不尽如人意。
我们需要建立制度，要求各级政府把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账目都如实地、详细地向社会公开，否则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21世纪》：除了财税制度改革，你还提到了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你觉得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问题在哪些方面？
王小鲁：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公共资金、资源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第二是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转换。前几年的行政许可法是个好的开端，但没有继续下去，也没有全面落实；第三是整个政府管理透明度不够。
这些需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权威机构通盘考量，才可以推动改革。
《21世纪》：此前有过体改委这样的部门，你的意思是现在需要体改委的回归？
王小鲁：体改委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期间起了很大作用，是因为体改委不像当时的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这些负有一方面职责的职能部门，它能够超脱部门利益和部门视野，以比较客观中立的态度考虑整个改革。
后来体改委撤销了，最终合并到发改委，保留一个局是管改革的，中国改革这么大的事，一个局能管得了吗？
况且发改委本身也是一个权力部门、职能部门，一方面他要下场踢球，另一方面要当裁判。这就存在角色冲突。
我们需要的不是体改委的简单回归，而是一个升级版的机构，这个综合部门不仅要承担经济体制改革，还承担政治体制改革的职能，至少要能够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但真要下决心推进改革，这个机构也不能关起门来制定改革方案，而需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倾听社会呼声，逐步形成共识。还要防止改革方案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