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2010年稀土之争的加剧，即使最普通的中国人也开始关注“稀土”这个字眼。“近两三年，国家对稀土的重视程度加大很多。”五矿集团公司五矿稀土研究院院长廖春生对本刊记者说，作为科研人员他的感受比较强烈：原来能争取到十几万研究资金就觉得很不容易，现在国家一个项目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
　　
　　其实根据中国商务部和中国稀土学会等机构的统计，中国目前虽然拥有全球30%的稀土资源，但是按人均资源量计算，已属稀土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中国却拥有世界90%的产量。这是为什么？
　　
　　停产的外国稀土
　　
　　从稀土的工业储量来看，稀土不仅存在于中国，在美国、澳大利亚、越南、俄罗斯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都有一定的储量。根据2009年统计，美国稀土储量占世界13%，而产量为零；俄罗斯储量占世界19%，产量为零；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产量也为零。
　　
　　根据统计，占有全球70%稀土储备的其他国家只开采不足10%的稀土资源。
　　
　　“尽管稀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资源，但1995年以后世界上绝大部分稀土都是由我们来供应。”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徐光宪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比如美国，目前没有一家稀土加工厂在运营。
　　
　　其实在20世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开采稀土，只是中国稀土技术在世界引发的一场冲击波改变了这一情况。
　　
　　上世纪60年代，世界最大的稀土矿---中国的白云鄂博开始向国外少量出口稀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稀土开采主要集中在美国一家叫做MountainPass的稀土矿。而较为先进的稀土分离技术则被法国Rhodia稀土厂掌握并垄断着。
　　
　　彼时，中国急需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稀土生产大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稀土分离技术。7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出了“稀土萃取串级理论”。
　　
　　黄春辉回忆说，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很便宜、高效地进行稀土分离，“从前从一个矿过来到设计出产品，流程一年都做不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新的技术工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
　　
　　到90年代，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逐渐领先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场“中国冲击波”。比如，美国Ames实验室是全球较早做稀土的机构，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稀土分离。它的提取浓度是每升百分之一克。而中国用萃取理论，提取的浓度达到一升几百克。国际上开始意识到中国有纯度很高的稀土。
　　
　　“中国稀土分离技术的低成本、高效应用，生产出大量单一品种的稀土，一方面形成了对国外稀土生产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稀土研究和应用的快速发展。”廖春生说。
　　
　　随着稀土分离技术路径的清晰，稀土行业的高利润也开始被发现，“分开的单一稀土产品比没分开的价格高许多。特别是一些产量小的元素比没有分开时，贵出几千倍。”徐光宪说，民间有说法：送出一车稀土，可以开回一辆桑塔纳。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地方稀土厂、私营稀土厂一哄而上，中国短时间内涌现近100家稀土厂。当时全世界的稀土需求量只有10万吨，中国的稀土分离能力到了15万吨以上，开始超过了需求。
　　
　　在中国强大的稀土生产能力下，各国不再开采自己的稀土，都购买中国稀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较大规模的稀土企业均关闭了生产线，法国的Rhodia厂和美国的Morlycorp厂相继停产。
替代的可能性很小
　　
　　2010年，随着中国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国际稀土生产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现在的稀土出口量放到3万多吨，出现很大缺口，价格也随之上升，国外稀土资源一定会重新开发，补上缺口。”廖春生表示，“比如国外石油催化裂化催化剂需要大量的稀土。中国稀土供应量的减少，使得像镧这样的稀土产品价格迅速攀升十倍，稀土价格的回归使得国外稀土资源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现在大家拿出来说事的还是在磁性材料上，因为各个国家的制造业都脱离不了磁性材料。而磁性材料产量，我国占到全世界80%。”
　　
　　尽管已经习惯依赖于中国，一些稀土消耗大国还是开始另谋出路，寻找新的稀土来源。美国酝酿着恢复开发过去封存的稀土矿山，两家澳大利亚公司也在准备开采稀土，韩国则与缅甸达成了开采缅甸稀土资源的协议。
　　
　　其中日本的行动最快。2010年7月，中国宣布下半年稀土出口配额将减少。9月25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就与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在纽约举行会谈，达成共同开发稀土的共识。2010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又通过了3369亿日元的追加预算案，专门用于和第三国合作开发稀土资源。对于一向相当谨慎的日本国会这次可谓动作神速。
　　
　　黄春辉表示，在“稀土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策略下，日本正准备赶到越南开发稀土，力图在当地生产，以此替代长年依赖的中国稀土。
　　
　　对于日本的这番尝试，徐光宪指出，日本到越南开采的成本比起中国稀土要高十倍以上。这是因为国外的稀土矿中，“独居石”占的比例较大。它具有放射性，开采首先要进行处理，难度很大。相对而言，中国的稀土矿比较好开采，放射性低。
　　
　　同时，国外发现大多是轻稀土，宝贵的中、重稀土集中在中国南方五省。从目前各国公布的情况，国外尚未发现。

 

　　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国有企业，享受政策极大呵护时，回馈给国家的却尽显“羞涩”。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

　　而以上年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而实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10年约为440亿元。

　　即数据表明，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却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

　　相形见绌之下，围绕国企红利的话题再度沸腾，红利到底收多少合适？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曾表示过，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

　　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

　　而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

　　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我国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与此同时，金融类国有企业并没有纳入收益上缴的范围。

　　而财政部日前发文也要求从2011年起将上调央企上缴红利比例5个百分点，其中，石化、烟草、电力等15家垄断国企的上缴比例提高至15%。但有学者曾表示这仍难撼收入分配格局，也与学者之前主张的全面开征以及40%、60%的征缴比重，仍相距甚远。

　　据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表示，央企红利征收比例大幅度提高将受到多方面要素制约。一是国企履行部分国家职能和一些特殊的社会职能，过高、过快上调比例会影响其正常发挥职能。二是短期内大幅提高征收比例会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