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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以来，中央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经济逐渐出现积极变化，目前基本结束了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持续7个季度的总量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微观经济活动全面活跃。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下一步宏观调控须着力解决这些新矛盾和问题，力促经济走上持续回升轨道，在结构转型升级中实现新一轮较快增长。
　　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基本结束，微观经济活动全面活跃
　　总需求旺盛。总需求中，最旺盛的是投资需求。今年1月～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明显高于2001年～2008年年均22％的水平。如果将投资品价格指数下降因素考虑进来，前5个月投资实际增长高于前30年中最高的199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43％的投资高速增长必然推动短期经济快速增长。
　　产出增长触底回升。占国民总产出43％左右的工业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只增长6％左右，今年1月～2月降到本轮调整以来的最低水平3.8％，但是3月、4月、5月分别回升到8.3％、7.3％和8.9%。这是工业增长出现月度触底反弹的重要信号。虽然4月比3月降低1个百分点，表明工业景气回升还不很稳定，但各方面的迹象显示，随后几个月的增速很难回到今年1月～2月的水平，预计将以波浪的路线上行。
　　GDP增速第一季度虽然只有6.1％，比去年第四季度的6.8％进一步回落0.7个百分点，但是降幅比去年第四季度收敛1.5个百分点。从5月各分项指标明显转好来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预计将明显高于第一季度。如果随后的季度值保持升势，几个季度后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今年第一季度实际上是触底反弹的“底”，结束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连续7个季度下行的趋势。
　　微观经济明显回升。一是信心增强。我国投资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心，去年下半年处在低潮期，年底开始逐步恢复，今年3月、4月以来恢复加快。以往的经验表明，信心恢复的先后顺序大致为：先是股票、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信心恢复，接着是消费者信心恢复，最后是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信心恢复。一旦企业家信心恢复，微观经济领域就会随之出现整体活跃。企业家信心指数去年下半年只有90～95左右，今年3月、4月超过100。这意味着目前微观经济主体的“总和信心”基本恢复，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由前几个月的过度悲观转变为近期的相对乐观，对市场需求前景看好，投资和贸易的意愿增强，经营活动开始积极。
　　二是指数上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去年11月见底38.8后，逐月、逐季加速提升，今年3月～5月均在52以上，连续3个月超过50意味着制造业市场的景气度从“景气恢复”提升到“景气向好”区间。
　　三是订单增加。企业订单目前虽然还在50以下的“不景气区间”，但自去年第四季度见底后出现逐月持续上升趋势，估计随后几个月将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库存减少。尽管过剩产能释放使得我国去库存化过程有反复，但钢铁限产和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加快了去库存的速度。工业产成品占用金从去年11月的25％以上降到目前的10％以下。在企业现有库存中，被迫性存货减少，主动性存货增加。
　　五是股市上涨。上证指数于去年10月下旬在1600多点位置触底后，已持续8个月上升，到今年6月初超过2800点，累计上升近1200点，升幅超过60％。股市持续活跃，表明资本市场信心恢复，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趋于乐观，这是经济恢复的重要先兆，表明短期投资意愿增强，资金流动性恢复。这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激活相关市场。
　　六是车市和家电市场兴旺。今年1月～5月，汽车销售总量达到495万辆，其中3月～5月月均超过110万辆，达月度销售最高水平。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脑销售逐月兴旺，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销售情况很好。
　　七是房市趋暖。房地产市场从最高峰开始回落到目前已经有20个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同比房价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连续5个月负增长，但4月比3月的负值收窄了0.2个百分点，5月比4月的负值进一步收窄0.6个百分点。由于房屋存货量较大，去库存化还需要时间，但从3月、4月各地住房销售量持续快速增长和部分城市房价环比略升的趋势看，全国房价同比负增长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随着去库存化效果逐渐显现，房价止跌回升的城市数量增加，房地产结构性回升将会逐步转变为全面回升。目前我们处在全面回升的门口。
　　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结构调整动力和机遇。近半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中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在经济增长的总量格局出现新变化的同时，需求格局也出现了某些积极变化。在内需和外需关系中，出口负增长，今年前5个月，出口4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21.8%。消费保持15％左右的增速，今年前5个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70亿元，同比增长15%。这表明经济总产出中越来越多的份额用到国民消费、福利改善，而不是简单地用在增加外汇储备上。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中，除了城乡居民的私人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外，公共消费领域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也不断提高。农田水利、公路、铁路、地铁和城市公用事业，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加快。这些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虽然不能直接增加私人消费品，但能增加公共消费品，在改善公共消费供给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公共消费能力。从实际需要看，既要提高私人消费比重，更要提高公共消费比重，后者可为前者拓宽平台和缓解后顾之忧。
　　二是产业结构中基础产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从社会总投资看，一般加工业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农业、农村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提高，特别是对经济持续增长构成“短板”的铁路、城市地铁、农村公路和农田水利等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产业发展看，一般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金融商贸、教科文卫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服务和金融资本不适应产业资本成长需要的格局开始变化。从行业发展看，“两高一资”行业所占比重下降，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低能耗、高技术行业开始出现加快发展趋势。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和把握危机后新一轮经济增长机遇，政府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支持力度，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企业开始调整投资方向，转移生产领域，部分放弃一般加工业，扩大中高端制造业，从“两高一资”行业转到低能耗、高技术行业。由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基本属于服务业范畴，其投资和增加值统计列入第三次产业中，并且这些服务业用电量明显少于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快于工业和社会用电量增长，这恰恰说明产业结构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三是区域结构中中、西部经济比重提高。支持全国经济触底回升和结构调整的地区力量，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前期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东部地区。今年前4个月，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还在历史低位徘徊，有的地方如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还没有走出负增长区间，但中、西部地区投资和贸易活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看，今年前5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第一季度东、中、西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为19.8％、34.3％和46.1％，中、西部明显快于东部，有的西部省份接近60％。1月～4月，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47.4％，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从财政收入看，中、西部的增速快于东部和全国平均增速，如全国1月～4月同比增长－8.3％（4月为－13.6％），而广西北部湾地区达到12.8％。
　　东部经济增长减速时，中、西部经济加速，出现区域经济“景气交叉”，可减缓总体经济下滑速度，并将出现中、西部带动东部走出困境的情景。在东部出口减少、产业转移加快和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中、西部经济增长加速，既有利于改变东、中、西部差距扩大趋势，逐步实现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又有利于扩大内需。中、西部地区人口和劳动力多，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潜力大。
　　近期经济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
　　外贸出口增长的前景不明。今年1月～5月，我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7634.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7%。其中出口4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21.8%；进口3373.5亿美元，同比下降28%。政府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多次提高纺织、服装等外需依赖度较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但出口退税调整的边际效应呈现减小趋势。特别是在主要贸易伙伴如欧洲、美国等采取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我国出口拓展空间逐渐变小。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调整消费率过高的“过度消费”模式，提高居民储蓄率。这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中美贸易不平衡格局，缓解美元贬值压力，但对我国的直接负面效应是美国人购买“中国造”商品的能力减弱。如果美国调整储蓄和消费关系成为长期趋势，这种负面效应就有可能增大。
　　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尽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较快，但缺乏持续动力。首先，政府压缩经常性开支，有的支出项目压缩20％左右。这虽然有利于缓解财政赤字压力，但从消费角度看，政府消费支出减少会使最终消费支出减少。其次，近期居民收入增长减速将会影响今后的消费持续增长。再其次，居民储蓄意愿进一步增强，储蓄存款余额增速从去年9月末的21％提高到今年3月末的25．7％，这意味着家庭总收入中近期用于家庭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将会降低。
　　民间资本投资的体制不活。今年以来，投资增长的加速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品投资的推动，以私人物品为对象的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长依然缓慢，中小企业投资和贸易仍旧不活跃。其原因，一是私人物品市场的需求不振，存货较多，新订单增加较少，企业担心销售困难而不敢扩大投资和生产。二是即使产品有销路也缺乏资金。虽然第一季度银行信贷余额出现超常规增长，但这些信贷资金绝大部分由大银行提供给了公共基础设施和垄断程度较高的投资项目。民营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份额很少。三是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国内企业被迫调整结构，不少中小企业只能从原有行业退出。因打算进入的新行业门槛较高、非国民待遇型管制较多、竞争机制不健全不公平，这些中小企业被旧的体制机制隔离在新行业之外。四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小，技术积累水平低，缺乏参与自由竞争的能力，需要政府扶助。份额过大的公共投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产生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今后经济持续回升和全面复苏，主要动力应来源于民间资本投资。
　　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不牢。
　　CPI（居民消费价格）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先后于去年第二、第三季度见顶后持续下降，CPI负增长已经连续4个月，PPI负增长已经连续6个月。如果将价格增长速度连续3个月0以下定义为通货紧缩，则目前已经进入通货紧缩的区间。
　　从各方面情况看，通货紧缩形势还将持续数月。短期看，通货紧缩压力较大；中期看，潜藏着通货膨胀风险。这是因为，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都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都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如美国、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基准利率接近于零，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给市场注入了大量新资金。一旦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乘数效应加大，流动性全面复苏，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快速转变。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不强。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但是这种加快缺乏持续的动力，缺乏长期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从投入看，用于结构调整的资金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民间资本参与度不高。从行业的市场准入看，行政性管制较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外，有的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电力、电信、烟草、石油、城市公用事业等，已经向外资企业部分开放，但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从价格看，某些行业的定价机制不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由主管部门确定的价格与市场实际供求变化脱节。从市场运行看，大企业垄断现象普遍，缺乏公平竞争，中小企业在获取投资项目和信贷资金等资源时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的有效性和持续动力有赖于微观领域的充分竞争，以及行业和市场准入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政府直接的财政投入对结构调整只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增加公共投资和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虽可对宏观结构调整产生作用，但对微观结构调整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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